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骑驴而行的老北京“驴友” 梁思成林徽因骑驴找

初夏时节,结伴去郊外远行的人多了起来,他们多称呼为“驴友”。这个名称中的“驴”取“旅”之音,表达的是旅游的意思,与真正的驴子无关。事实上,驴子作为交通工具,在我国历史上留存了很长的时间,在唐宋时期,不少诗词都记载了诗人们骑驴的往事,即便是在汽车、火车、飞机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都逐渐出现的民国时期,仍有不少人选择骑驴而行。尤其北京城古迹繁多,文人云集,更是留下了诸多关于骑驴的记忆,文人们骑驴而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:还在读书的梁实秋就曾骑驴上学;中国近现代女作家石评梅约上三五好友一起骑驴到颐和园、万寿山游玩;朱自清的日记中就曾记载他骑驴到潭柘寺游玩的滑稽场景;致力于建筑研究的梁思成和林徽因,到北京周边甚至北京城之外考查古建筑时,骑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。

作者:黄强

1917年美国人甘博骑着驴在去山海关角山的路上。

朝阳门南小街曾有赶驴桥胡同

提起毛驴的身世,还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。在我国,最早饲养毛驴的,是西北边疆一带的少数民族。到西汉朝初期,才有少数毛驴进入内地,到达中原,成为上层人物的手中珍宝。西汉初的陆贾在《新语》中,就将毛驴与琥珀、珊瑚、翠玉、珠玉并列为宝,可见其名贵的程度。汉武帝之时,它被视为“奇畜”,放养在皇帝的花园--上林苑。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对此有过如实的记述。

魏晋时代,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趣闻:有人听见驴的叫声,就像听到了天籁一般的仙乐,如痴如醉。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王粲,也有这样的癖好,每次听到驴叫,都高兴得不亦乐乎。建安21年(216年),王粲不幸病死,时年41岁。魏王太子曹丕是王粲的好友,为了哀悼王粲,身为魏王太子的曹丕,在亡友墓前献上对王桀最好的思念:率众一起伸长脖子学驴叫。

东汉灵帝刘宏有一大爱好,喜欢毛驴,尤其喜爱纯白的“一身雪”的白毛驴,高兴时就坐上由四匹特选出来的一身纯白毛的毛驴拉的驴辇兜风。有时候还亲自驾着驴车驰骋在宫中。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,一时间“一身白雪”的毛驴比马还珍贵。

后来,毛驴渐渐增多,便走出皇宫深院,来到民间农舍,驴的社会地位,随之一落千丈。但没想到的是,因为驴的“皮实耐用”,它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,一直使用了数千年,而且还和一些文人衍生出诸多故事来。

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终身不仕,他最为经典的形象就是骑驴踏雪寻梅, 张岱的《夜航船》里记载,孟浩然情怀旷达,常冒雪骑驴寻梅,曰:“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。”

北宋宰相王安石晚年在南京闲居,每次外出既不骑马,也不乘轿,专一骑毛驴,要的就是那种闲云野鹤的潇洒劲,而且对驴不赶不喝更不鞭打,让驴随便走,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南宋诗人陆游也是骑驴客,他从抗金前线被迫返回成都,骑的就是驴,途中写下诗句“细雨骑驴入剑门”。在文人的演绎下,骑驴成为“归隐”的代名词,许多文人书画,都以骑驴为意象抒发自己的情怀。

在北京城,曾有一座石桥叫做赶驴桥。这座石桥在朝阳门南小街附近,位于方巾巷至顶银胡同拐弯处,始建于明代。因当时东边是明清贡院,每逢考期有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进京赶考,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学子在京城备考。这些学子们出远门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驴,因此在顶银胡同石桥旁有养驴户,北京话叫他们为“赶驴的”,故这座石桥得名“赶驴桥”,明代就有此地名记载。后有胡同叫赶驴桥胡同,1965年全市整顿地名时此称谓消失,并入顶银胡同。如今顶银胡同向北与东总布胡同相交的那段支巷,长约60米,北高南低,就是当年的赶驴桥胡同。

梁实秋骑驴上学 石评梅骑驴逛颐和园

清朝末年,虽然出现了汽车、人力车等交通工具,但毛驴因其价格低廉、使用方便、易于豢养等优势普遍地为各阶层所使用。梁实秋很小的时候就有骑驴的经验,他在《北平的街道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:“从前皇城未拆,从东城到西城需要绕过后门,现在打通了一条大路,经北海团城而金鳌玉,雕栏玉砌,风景如画。是北平城里最漂亮的道路……我小时读书清华园,每星期往返这条道上,前后八年,有时骑驴,有时乘车,这条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”

上世纪20年代的颐和园,也可以骑马骑驴进入。雇一头矮小的小毛驴,慢悠悠地在园内溜达,是常见的消遣方式。石评梅(1902--1928年,中国近现代女作家、革命活动家,“民国四大才女”之一)的散文集就记载了她与几个朋友相约,去颐和园骑驴的故事。当时,他们派一个叫揆的同伴负责打前站:雇驴。黄昏时分,石评梅她们来到万寿山时,揆已经雇好驴在那里等着。其中一个同伴梅隐许久不骑驴了,很迅速的跨上鞍去,一扬鞭,驴子的四蹄飞跑起来,几乎把她掀翻下来。石评梅选的那头驴子的腿脚有点伤不能跑,连走快都不能,只是慢慢地走。不一会,梅隐和揆并骑赛跑,而石评梅的驴腿脚不好,只能在后边慢慢,一拐一拐的走着……

当石评梅终于追上梅隐和揆他们时,他们早已坐在草地上休息。天快要黑时,驴夫将驴鞍理好,翻身上驴,这回,梅隐没有扬鞭策驴,而是一起骑着驴慢条斯理走着。大概晚上七点多钟,他们将驴停在卧佛寺门前,离开已浸染在红霞中的颐和园。

清末,在北京城护城河边骑驴的意大利小孩和中国小孩。

朱自清骑驴到潭柘寺

民国时期,骑驴到京西郊区游玩,是知识分子的休闲方式之一。那时,出西直门,从万牲园(一称“三贝子花园”,今日的动物园),迤逦西行,直到西山八大处。尽管交通不便,只步行、骑驴两途,每逢周末,去的人已就不少。由于毛驴的普遍存在,毛驴与马杂交而成的骡子也是当时常见的工具。

上世纪30年代,朱自清来到清华大学教书,他常骑驴到郊外去玩。他在《潭柘寺戒坛寺》记载了他骑驴到潭柘寺的有趣经历。有一回骑驴上八大处,赶驴的问朱自清逛过潭柘没有,朱自清说没有。赶驴的就说“潭柘风景好,那儿满是老道,他去过,离八大处七八十里地,坐轿骑驴都成。”朱自清早就听说了潭柘寺的名声,再加上驴夫的推荐,他就更加想去了。回去之后,朱自清就打听了一番,“有的说住潭柘好,有的说住戒坛好。有的人说路太难走,走到了筋疲力尽,再没兴致玩儿;有人说走路有意思。又有人说,去时坐了轿子,半路上前后两个轿夫吵起来,把轿子搁下,直说不抬了。于是心中暗自决定,不坐轿,也不走路;取中道,骑驴子。”

后来朱自清决定去潭柘寺,在那里住一晚,把潭柘寺和戒坛寺都玩遍。朱自清来到门头沟后,打算雇一头驴,起初还担心雇不上驴,结果发现驴多的是,于是,他为了省钱,也为了逞能,选择了走路。“走一点钟光景,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,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;幸而山上下来一条驴,如获至宝似地雇下,骑上去。”那一天风特别大,平常他骑驴就不稳,此时风一大更是祸不单行。风势太猛,使得驴夫要不时地用力将驴拉上路,有一次几乎让风将驴吹倒了。

尽管有些狼狈,但此情此景,在朱自清眼里,却生出几分趣味来,他用幽默的文字当时手忙脚乱的场景,“想起从前人画风雪骑驴图,极是雅事;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。驴背上照例该有些诗意,但是我,下有驴子,上有帽子眼镜,都要照管;又有迎风下泪的毛病,常要掏手巾擦干。当其时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才好。 ”

经过一番曲折,他们终于来到了东边山峰,这时风是没有了,可是驴也不能骑了,因为路上的“坎”特别多。朱自清便和驴夫一直从山峰走到潭柘寺后门,这段山路小驴毫无用处,驴夫打趣地说:“咳,这不过给您做个伴儿!”

在潭柘寺休息一晚,第二天一大早,朱自清和二十多人的游玩队伍一起又雇了牲口,向戒坛而去,这一次,朱自清骑的是一匹骡子,据说稳得多。他便高高兴兴骑上去。一路上翻山越岭,这些路不仅窄,而且曲曲折折,许多地方只容得一匹牲口过去。此种情景,同样令朱自清不无感慨:“想起古来用兵,从间道袭敌人,许也是这种光景罢。”

欣赏完了戒坛寺,朱自清高高兴兴地往回走,回去的仍是骑骡子,虽然不像去的时候那样艰辛,但这一趟,仍然让他吃不消,“回到长辛店的时候,两条腿几乎不是我的了。”

上世纪30年代,林徽因在北京西山碧云寺。图片来自林徽因文集。

梁思成林徽因骑驴找古建

民国时期,同北京一样,毛驴在其他地方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。美国人西德尼·戴维·甘博(Sidney David Gamble,1890-1968)是一位美国社会经济学家、摄影家,从1908年到1932年期间,他四次旅居中国进行城镇和乡村调查。他先后拍摄了总共5000幅左右的黑白照片,有很多照片记录了包括北京在内各个城市里中国人骑驴出行的情形。而他自己去调查时,正是骑着毛驴。

上世纪30年代,为了收集编写中国建筑史的资料,着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当时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跋山涉水,跑了200多个县,调查研究了2000多座古建筑和早期造像石窟。在交通不便的地方,交通工具自然就是常见的毛驴。《林徽因文集》里就曾有一张林徽因骑驴的照片,那是1930年,她到西山云碧寺考察时的图片。

1937年6月26日,梁思成、林徽因骑着毛驴来到山西五台山脚下的豆村。当时,正是黄昏时分,这个偏僻村落背面山坡上的一座外形奇特的大殿映入他们的眼帘。巨大而简洁的斗拱、超长的屋檐,显示其年代之久远,他们开始了测量与考据工作,他们惊喜地发现,大殿的屋顶架构在唐代绘画里才有,而大殿的塑像、梁架、斗拱、藻井甚至壁画、墨迹都传达出晚唐遗风。梁思成不无惊喜地断定,“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。”这就是五台山的佛光山大殿,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有分量的唐代建筑,梁思成先生形容为“国内古建筑的第一瑰宝”。

对于梁思成、林徽因的艰辛,萧乾曾有生动的描述: “我不懂建筑学,但我隐约觉得徽因更大的贡献,也许是在这一方面,而且她是位真正的无名英雄!试想以她那样老早就被医生宣布患有绝症的瘦弱女子,却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,陪伴思成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穷乡僻壤四处奔走,坐骡车,住鸡毛小店,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去寻访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荒寺古庙。”

来源: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